这是2004年10月在小隐申请会员时发的认证帖，原题《文化走廊－－史前南京的特殊地位》。
南京地区古称吴头楚尾，其文化特点一直是兼蓄南北，故有文化走廊的提法，近年的史前考古发现使初期的走廊面貌更为清晰。
新石器时代的南京文化就目前考古发现当首推6300至6000年前的高淳薛城遗址。若不囿于现在的行政区划，从自然地理的区域出发，即宁镇山地的范围而言，更早当为句容宝华山西北麓的丁沙地遗址（紧邻南京东部的栖霞区），时代为7000至6500年前。丁沙地的夹砂红陶腰沿釜仍为薛城遗址的主要炊器，二者也均有彩陶，显示了前者对后者可能的文化影响。而中国彩陶最早见于8000年前的甘肃和稍后的长江流域中上游，而宁镇地区接近长江彩陶的东界。与丁沙地不同的是，薛城遗址出土了玉器。以后，6000至5000年前的城区鼓楼冈北阴阳营文化在石器、玉器上与薛城也有一定联系，但玉文化更加突出。
中国目前最早的玉文化主要有南北两源，一是8000年前的辽河流域，一是7000年前的太湖流域马家滨文化。以后玉器的流行范围渐广，到四五千年前形成良渚文化（太湖流域）、红山文化（辽河流域）、龙山文化（山东为主）三大区系。而世纪之交发掘的安徽巢湖以东的凌家滩（5000多年前）打破了对这一格局的认识。这是似乎突然兴起的一支不亚于良渚和红山的玉文化。对出土器物的分析表明，凌家滩居民受到过北阴阳营文化的强烈影响。由此，薛城、北阴阳营玉文化的早期地位更需重新评估。从玉器的器形上说，薛城、北阴阳营的璜、玦承袭了马家滨文化，但琢磨更加精细。还有值得重视的是北阴阳营文化中雨花石（玛瑙）的随葬，有一枚在死者口中，而略晚于它的太湖崧泽文化（马家滨文化的继承者）中首现玉琀，从自然的彩石（雨花石的珍稀、圆润使其具有类玉的功能）到人工的琢玉，还仅是表象的器物之变，而蕴含的形神观念却有着可能的文化联系。另外，出土的七十余枚雨花石，大部分都在死者身边的一个陶罐中，此人可能就是部落中的主祭者，显示北阴阳人对基于玉石的祭祀文化的创造。可以说，南京地区的原始居民对太湖玉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均起了重要作用。
薛城遗址的湖荡居民已经显示了周边文化的影响。由于目前遗址仅发掘了很小一部分，文化面貌尚待全面认识。北阴阳营文化作为南京新石器时代的第二个土著文化，除了用玉有所发展外，石器技术也达到了一定的成就，突出的是磨光和穿孔技术较高，制作精良的七孔石刀为其代表作。这应与南京盛产优质石材有关，南京古称石头由来有自。北阴阳营的居民与薛城的不同，他们属于稻作文化，饮食器以陶制的鼎、钵、豆为主，也绘彩，但纹饰简洁大方。北阴阳营人仅在此生活了数百年，然后可能向江北方向迁去，如江浦蒋城子，安徽滁县朱勤大山等地。更重要的是他们影响了薛家岗文化的东部居民，在凌家滩一带促成了上述以玉石为特征的高度发达的文化面貌。160万平方米的凌家滩遗址由于存在大型围濠、宫室、集市、手工作坊，因此是一座早期城址，是权力的中心，并已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南京周边近邻文化的相继发达，都能通过南京自身的遗存见到其深处的联系，反映了南京文化走廊的沟通作用。
到了4000多年前，在北阴阳人遗弃的地方，先后迎来了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居民。良渚文化的晚期，正值中华大地发生部落大迁徙的剧烈动荡的时期，其根源在于气候的急剧变化导致了大洪水等强烈灾害的出现，在太湖流域表现为严重的海侵，繁荣的良渚文化遭到空前的灾难，出现了地层上的文化中断，也就是考古学上良渚文化的突然消失。而事实上，当时的居民纷纷向地势较高的内陆迁徙。宁镇地区的丘陵地带是其渡江前的一个中转站，除了北阴阳营以外，比较重要的史前遗址江宁太岗寺、昝庙均发现有良渚文化遗存，昝庙的冠形玉佩饰就是典型的良渚器型。包括南京地区的良渚文化过江后一部进入苏北，与龙山文化相互影响；一部进入安徽东部，留下了定居部落，部分继续北上，最后落脚于二里头，成为夏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商代礼制的良渚因素当是辗转自夏，即史称的"殷因于夏礼"。夏文化与东南的渊源，文献有征，如会稽禹迹、分封于越、夏桀逃南巢等，学界也已多有讨论，此不赘述。
接踵于良渚文化的北迁，江淮的龙山文化也以文化扩张为内因，海侵为外因，向着地势较高的扬州－泰州和宁镇丘陵挺进，形成了复杂的交错格局，而动荡带来的纷争与交流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南下的这支龙山文化属于豫东王油坊类型，有专家确定其族属为东夷集团中的有虞氏。他们有的甚至进到了上海松江，与良渚文化为伴。如果考虑到良渚文化为夏文化的一个源头，这可能就是夷夏争战的一个例子，但他们不久都消失了，自然与海侵时代的灾害有关。夷夏争战的最激烈之处还是在河南，传说的领袖人物是有虞氏的舜和夏后氏的禹。胜利的禹开启了夏王朝，失败的舜选择南逃，孟子说卒于鸣条，东汉学者郑玄称之为南夷地名。以考古发现来看，这一说法是合理的。南京相当于夏代的遗址为江宁点将台文化，也是长江下游最早发现王油坊类型文化因素的地方。宁镇地区点将台文化有三类来源，还有两个是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岳石文化。可见夏代的南京，又有了有虞氏的迁入，他们带来了北方的先进文化，如胎壁很薄的磨光黑陶（最杰出的是胶东的蛋壳黑陶，厚仅0.2至0.5毫米），但目前发现的点将台文化遗址尚有限，更未见龙山文化中已有的铜器。点将台文化下限止于3600年前，以后成为属商代青铜文化一支的湖熟文化的源头。南京至迟于商代迈入青铜文化的门槛，这与长江流域的其他青铜文化出现的时间一致。
横跨苏皖的宁镇丘陵楔入太湖平原、江淮平原、皖南山地之间，是沟通大江南北的交通孔道，长江下游的主要渡口均在此处。史前的南京在几大文明的边缘，初步显示了文化走廊的意义。它独特的山环水抱之地理，庇护了迁徙的部族，容留他们进行文化的沉淀、重组和再传输。这是很重要的方面，有人称之为文化阻隔，实际上用"屏障"形容更好，因为这可以突出对文化的保护作用，避免过度侵入的危害。这一走廊——屏障模式在以后的几十个世纪一直延续。而地理边缘化导致文化融合（中立）的南京（城市性格至今以包容性著称），很适于统一和协调不同文化面貌的地区，这是促使南京演化为以十朝故都为标志的南方政治文化枢纽的一个重要因素。
下面为网友离扬回帖
难得有以考古为题材的认证文章，欢迎欢迎。
薛城遗址好像只在发现时进行了一些抢救性发掘，有关的报道很少。江上兄提到薛城遗址和丁沙地遗址均以夹砂红陶腰沿釜为典型器物，是否和早期的马家滨文化有更多的共同点？能否提供一些更具体的背景？另外兄提到薛城遗址和北阴阳营不同，北阴阳营属于稻作文化，那么薛城遗址的主要作物是什么？望能告知，谢谢。
从龟甲的出土以及以鼎为典型器物来判断，北阴阳营文化有可能是七千年前裴李岗系统东迁的某一支和宁镇当地文化融合后的产物。在BC4000-BC3500前后，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淮海地区的早期文化以及苏北刘林、大墩子、花厅等遗址的同期文化存在许多共同的要素。其中鼎和龟灵崇拜最为突出。而这一文化圈和贾湖-裴李岗系统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个人感觉在梳理史前玉文化的源流时，似不应忽略裴李岗文化中所发现的绿松石饰件。虽然绿松石饰件和阜新查海玉器相比，还不能算是真正玉器，但不能排除绿松石饰件本身对玉器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可能性。马家滨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中主要以白玉为主的玉器究竟是在那一期出现的，查过一些资料，但都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不知道江上兄是否有进一步的证据说明马家滨玉器的年代。窃以为不能因为马家滨文化的上限是七千年前，就断定马家滨玉器也是七千年前的。从个人所看到的非常有限的零星资料判断，东南地区原始玉文化的传播方向，究竟是从杭州湾传向江淮，还是反过来从江淮传向杭州湾，个人感觉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凌家滩遗址中除了江淮本地的文化要素(包括来自北阴阳营和薛家岗文化)外，还有来自北方的文化要素。安徽考古十年报告中也指出BC3500-BC3000前后安徽地区的考古文化和同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十分类似。个人曾注意到该地区有两类特征玉器应来自北方：一件为凌家滩玉团龙，另一类为联璧(双联或三联璧)。均为北方红山文化谱系的典型玉器。北方的文化要素可能经过了相当漫长的时间才到达江淮地区的。后岗一期、北辛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中可以见到北方要素南下的轨迹。(详细的分析太长了，这里只能大概说个结论)。
一般认为良渚文化苏北那一支的北上是失败的。江上兄提到的进入安徽东部的那一支，最后到达了二里头。有什么考古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吗？
从玉琮的起源看，良渚文化和薛家岗文化渊源应该是很深的。最早的原始玉琮就出土于薛家岗遗址。良渚遗址中的钺形帽在凌家滩出土物中可见到类似形象。就陪葬器物的比较分析也显示反山和瑶山的墓葬和凌家滩较为类似，而和屈家岭文化或大汶口文化后期明显不同。因此，早期良渚文化(BC3000-BC2500，相对于经典良渚文化而言)很可能主要来自淮海南部。而经典良渚文化(BC2500-BC2000)则有较多的来自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要素(黑陶是证据之一)。因此不排除BC2500前后曾有苏北甚至山东的先民南下，加入良渚文化的可能性。
考古揭示商文化中有很多因素和东南地区的考古文化相似。但这并不能用良渚进入二里头来解释。事实上"殷因于夏礼"可能仅仅指政治秩序，而不是泛指文化的各方面。至少商文化中有一个要素肯定和夏人无关，那就是龟卜。夏人是不用龟卜的。可参看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有关章节和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一文。事实上，不仅仅龟卜，商人玉器的形制也比二里头要更接近东南地区的考古文化。如果注意到上述凌家滩存在北方文化要素那一点，商人和海岱的渊源关系也就比较好理解了。其实以玉琮为例，玉琮的分布西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南到曲江石峡遗址，很难假设这两处都来源于良渚文化。同样的玉琮只不过表明它们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同一个源头，而凌家滩及其周边文化(薛家岗文化)最可能就是这一源头。
认为良渚文化的消亡和洪水有关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曾有研究良渚文化的学者指出良渚文化在经历水患后曾重建，因此水患只能使良渚文化衰弱而不会使其消失。并提出良渚文化的消亡很可能和军事征服有关。可惜这一观点在学界不太受重视。不过豫东王油坊类型在东南地区的被发现，证实了良渚文化的消亡和军事征服有关这一猜想。
豫东王油坊类型到达江南的时间应在夏初前后，不会更早。这从同类中较早的点将台遗址中的岳石文化因素可以看出。豫东王油坊类型向东到达了当时位于海边的松江(广富林遗址)。对于王油坊类型在江南出现，有多种解释。一种认为王油坊先民是出于躲避当时豫东的洪水，才来到这里。但如果良渚文化是因水患消亡的话，王油坊先民为何还要定居在海边的广富林呢？另一种观点认为王油坊先民是跟随大禹到此治水。但良渚文化和中原明显不同，如果大禹能到此治水，说明当时良渚地区已经被纳入大一统，而王油坊先民又协助治理水患。可见在这种假设下，良渚文化没有理由消亡。可见，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良渚文化是在军事征服下消亡的，而江南地区的王油坊类型正是外来军事力量留下的遗迹。
那么江南地区的王油坊类型会不会是"有虞氏"向东南退却留下的呢？如果是的话，我们又如何解释良渚文化的消亡呢？由于广富林的位置，水患显然解释不通。那只能解释为"有虞氏"向东南退却时顺便征服了原良渚势力。"有虞氏"在败退中是否有这一能力暂且不说。单从"有虞氏"为东夷看，"有虞氏"所代表的势力应来自山东龙山文化，而不应是来自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油坊类型。点将台遗址中的岳石文化因素也揭示，这次南下应发生在夏初，而不是夏代以前。这和舜禹的先后时间也不相吻合。从文献看，《史记·夏本纪》中有"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的记载，和前面的推证可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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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扬兄，谢谢赐教。你的文章如关于《禹贡》等篇用力很深，颇有创见，予我启发良多。
薛城遗址在4万平米以上，现仅发掘了微不足道的100多平米，主要有三期，早期为遗址，中期为墓葬，晚期面貌不清。玉器出于中期，与北阴阳营同期。此处为以渔业为主的湖荡居民（中期有大量猪牙随葬），水稻种植情况未作鉴定，尚不清楚。文化面貌上与北阴阳营及马家滨、崧泽有联系但均不相同，估计应属于古丹阳湖地区独有的土著文化。详细情况可见发表于2000年《考古》的简报。至于夹砂红陶腰沿釜，为平底，与太湖西部的马家滨文化（山地）近似，而太湖东部的马家滨文化（平原）为圜底。
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的龟甲属相当于商代的湖熟文化层。
离扬回帖
江上兄是专业人士吧？从回复中的那些细节看，十有八九是的。班门弄斧了，其实我只是业余爱好，还请多多指教。
北阴阳营出土的龟甲是从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看来的："最早的卜龟，出诸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为一块大龟的腹甲，背面有火烧过的斑疤，正面有坼纹，距今约五六千年前。"(第八章第四节 占卜)。从文中看，似乎是最早的有占卜痕迹的龟甲(贾湖的龟甲中存放石子)。不过，因为是二手资料，不知道实际出土时的具体情况，也许书中将同一遗址的湖熟文化层和新石器文化层混起来了。
本人回帖
其实我对南京地区史关注较多，其他所读甚少，也非专业考古。对离扬兄的考问已不胜惶恐。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7000年前）有20余件粗玉、荧石所制的璜、玦、珠、管（《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马家滨文化的玉器大约是出于中期。
江南地区史前遗址中的类玉或假玉种类很多，其中绿松石并不多见。丁沙地遗址就有类玉的茅山石，但薛城出土的有14件璜、玦、管、坠，质地多样，惟占出土文物比例远少于北阴阳营。
丁沙地一般认为属于江淮青莲岗文化的双墩类型，但受马家滨文化影响；北阴阳营一期与之类似，也有腰檐釜。北阴阳营二期即为北阴阳营文化，影响东及张家港的马家滨文化遗址，西至安徽薛家岗二三期遗存、凌家滩，又被视为继承青莲岗文化，同时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江淮土著文化。当然青莲岗里有始见于裴李岗文化的器物，但北阴阳营文化是否直接承继裴李岗东迁支族，尚不清楚。
薛家岗与苏北均见有崧泽文化的影响。至于良渚文化经安徽入夏问题，可参见《东南文化》2001年第五期《夏代礼玉制度探源》。
薛家岗出土的原始玉琮属第三期，约与良渚早期相当。但所出仅两件，在当地第二期和第四期遗址中均不见类似器形，其本身也仅2公分长，1公分半宽，素面，与良渚大琮相去甚远，所以只能视为琮形器，源流难辨。而良渚玉器自河姆渡、马家滨以降传承有序，自成一体，良渚早期的琮形器就有方形和镯形两类，纹饰、素面皆有，因此源于薛家岗之说证据不足。
良渚文化的消亡应当是有过程的，遗址中见有他们治水的努力，在反复灾害的压力下，他们选择了迁徙，这一过程伴随了长期的征战，包括与王油坊类型的拉锯。关于王油坊类型在江淮的出现及族属可见南博张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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