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西祠上与朋友讨论"近代中国为何落后"的回贴。
第一次回帖：
这个问题水很深，也不能说伪（有人认为是伪问题，因为从来没领先过），从第一世界跌进第三世界还不算落后？从对文明的发展有许多重大贡献到现在基本接受别人的贡献，还不算落后？
还是做个不严肃的假设。如果后金入关，没能统一中国，只能占领华北，而江淮以南为南明保守，陕甘、四川为李、张割据，继续分合循环。南明接受新儒家的民本思想，结合天主教带来的西方文明辐射。金（清）人在北方统一内蒙，与东正教、伊斯兰势力对抗和交流。李张由于缺少传统王朝的包袱，也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灌输。经过若干年的竞争发展，再由于同质文明的内向力而重新统一。这样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西方在文艺复兴与中国明朝晚期的社会变迁，有若干相似。但西方诸国在教廷力量式微后，走马灯式地进入工业革命。中国在满清大一统下，走向思想钳制，科技变革也由于缺乏竞争动力显得迟缓。机遇面前，国家也有大公司与小公司之别。
对工匠的重视（有网友提及不重视技术实践者，有的反驳说工匠历代受重视），只是器用而已，在民间的地位要高些。社会的导向显然是道的承载者"文士"。工匠之学进不了神圣的学术殿堂，但在晚明和乾嘉以后这两个时期都有变化，经世致用逐渐受到重视。中华文明并非没有机会。
第二次回帖：
无尘的技术分析有道理（他认为技术变革是工业革命的物质前提，而非自然科学研究）。
明万历以后，有几个新变化：一是文士群对技术的态度有改变，工匠的名字开始为人注意，讲技术的《天工开物》、《远西奇器》等书出版，惊人的技术成就仍在不断出现；二是社会的重商，出现大手工业，尤其是城市，东南地区没有流民的锢疾，正是城市加上有规模的手工业对剩余劳力的吸纳，这本是国家前途的一种预示；三是一些有影响的士人公开肯定私欲，在遗民思想家中继续得到发扬，这是破除提高商业地位障碍的关键。当时的技术与西方各有所长，如果商业的地位得到政府和社会普遍认可。那么技术的进步就有了资本的支持，相互促进。儒家的新民本思想有利于政府控制的减弱，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促进社会活力和变革。有一种看法认为明政府的崩溃，在于西班牙、日本相继对输华贸易作出禁令，防止白银的流失，明政府的财政受到致命一击，看来明代商贸力量不可小觑。当然上述的变化只是开始，并未成为全社会的主流，它需要一个适时的催化。
后来的事实是，这一可能的自然进程为满清统一所阻断。在缺乏强大外患的形势下，强势政府为维持稳定的帝国，必然走重农抑商的老路，于是技术的发展成为无源之水。商贸对明社会相当重要，而统一后的清不然，它可以因为台湾下迁海令，断绝海外贸易，这表明财富体制已经变化了，资本主义的温床消失了。康乾盛世的自大又限制了文明的对话。等到乾嘉学人敏锐洞察国家的危机，力图挽救时，已经来不及了。
按照西方文明的近代历程，分裂和长期战争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中国文明的进步也是在分合循环中取得的。治乱分合并非中国历史的老套悲剧，正象汤因比分析文明成长时用的论断，历史的循环不是简单重复，而是"社会成长的冲力"。妄图建立一劳永逸的永恒世界才是一种自大。激烈竞争的环境非常适合制度的快速变迁和对资金、技术的渴求，中华文明升级的契机即在其中。黄仁宇认为中国上下脱节，无力自行变革，万历十五年让他看到了危机的来临，稳固安逸的江山如同死水，统一的没落政府限制了变革的余地。多头竞争和东西文明的交流才有一线生机，两者缺一不可。西方也并非铁板一块的齐头并进，也是经过多种模式竞争，经过前赴后继的失败，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轮到英国的灯才照亮了欧洲。而东方文明又适时地给启蒙带来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当然，分治本身并非目的，只是提供环境动力，如果周边压力过大，本身就产生了高压锅效应，足够内部变革了，这时就不必要分治，否则危险更大。实例如民国、如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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