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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四清调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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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内也已出现修正主义,一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被批判和撤职。1962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使得党在此问题上“左”倾错误再度发展。当然,毛泽东也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经济工作,工作要放在第一位,因此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仍按原计划进行。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即“社教”)运动。1963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此后社教运动的内容确定为城市“五反”、农村“四清”(初期为“小四清”,即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以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作为国内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重大战略措施。1963年,中共中央先后于5月和9月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对运动进行指导、部署,社教运动作为农村工作突出的重点迅速展开。1965114日,针对运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指出城乡社教运动一律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习惯又称“大四清”运动)。“二十三条” 部分纠正了前期运动中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大队一级)打击面过宽等过“左”的做法,但也片面强调运动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运动重点 “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根据。就全国而言,由于三年的农村社教运动只在局部地区有领导的分期分批开展,并纠正过运动中的某些偏差,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减轻了运动的消极方面;而且运动对纠正干部不良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对打击经济上的违法乱纪和封建迷信等活动也起了一定作用。1966年“四清”运动被文化大革命运动完全取代。

一、从社教运动到“四清”运动试点

196211月至19643月)

196211月,南京市郊区[注一]农村开始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2月开始,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和大队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相继召开,以教育干部和训练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据3月的南京市郊区干部工作会议对农村基层干部状况的分析,认为市郊落后的生产队占1520%,有的干部贪污腐化,有的整个组织烂掉,有的班子不团结或能力太弱,还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带头单干,搞小私有。而据市委给省委的报告,经对6个公社230个大队干部的排队,发现有问题的干部达到50%4月下旬起,开始在群众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广泛开展回忆对比、诉苦算账活动。6月,南京市还根据51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精神,在郊区举办了乡史、村史、家史展览。阶级教育之后进行了干部整改和制度建设。前者包括干部作风整改和经济退赔,群众则开展了“公物还家”活动。制度建设就是根据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方针,在生产民主、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三方面订立制度,并在积造肥料、整修农具、选留种子、节约行政开支四个环节上研究贯彻办法。整个运动规模很大,“全郊区约有十万人受到了教育(占成年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基本上消灭了历次运动的‘死角’”。当时统计,在17948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中,有1.3%“已被敌人拉下了水”,还有9%“犯有较严重的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弃农经商等错误”。

411日,毛泽东主席乘专列到南京,将河北保定的“四清”总结材料交给中共江苏省委。二十多天后,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了《前十条》,以提出农村工作中10个问题的形式指示开展“四清”运动。6月,市委决定市和区各选择一个生产大队作为开展“四清”和建立贫农、下中农组织的试点。7月,市委组织郊区干部学习中共中央于520日下发的《前十条》,分析本地区阶级斗争实际。同时按照《前十条》要求,组织市、区、社三级干部116人组成两个工作队(其中市、区级干部分别是32人、50人,计划首批开展运动的公社书记或社长34人,市、区干部中有24人是科、处级以上),经过半个月的训练,分别于812日、24日进入浦口区三河公社[注二]、燕子矶区迈皋桥公社[注三]进行“四清”运动试点,这标志南京市郊的社教运动进入了小四清阶段。

运动试点的基本要求是根据《前十条》规定的方针,采取“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形式,并把干部认真参加集体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否则“势必出修正主义”。高举阶级斗争的纲,抓住阶级斗争,开展社教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涨。

试点第一阶段是做准备工作,时间约一个月,程序是:①组织工作队干部学习《前十条》,明确工作作风和方法。②工作队进村后,从抓好生产、生活入手,广泛联系群众;同时向大队干部、群众说明来意,澄清思想。③深入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贫下中农和生产队干部,进行初步发动,初步弄清当地阶级、阶级斗争和干部思想作风等方面的情况。④召开公社党委(总支)扩大会议,学习“前十条”,提高认识,解决公社和原来大队干部的问题,为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树立洗手洗澡、放包袱的榜样。⑤进行内部清帐,初步掌握公社、大队干部的“四不清”(即帐目不清、仓库不清、财物不清和工分不清)问题,帮助干部“洗澡”,并为在群众中开展“四清”运动作准备。

社教工作队在这一阶段的工作方法是:①在工作作风上要求坚持阶级路线,工作队员正式入村时,就住到贫下中农家里,采取与他们同吃、同住、同生活的“三同”工作方式,拉近与贫下中农的距离,让他们完全把工作队看作“自己人”。有话找工作队说,有情况找工作队反映,有困难找工作队帮忙,建立起十分亲密的“阶级感情”。②选好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扎正根子,做细工作,耐心教育。首先选择那些“土改”、“合作化”时期的老积极分子,认为他们苦大仇深、觉悟较高,最可靠。对于一般的贫下中农,包括原来从城市转来的工人、手工业者等,历史清,受苦深,爱集体,也作为积极分子对象来选择。在选择方法上,经过调查研究,把“听”(听干部自我介绍)、“访”(逐户进行访贫问苦摸清底细)、“查”(把前二种途径所取得的材料进行查对核实,查历史、查阶级、查表现,逐个排队)结合起来。③培养教育积极分子,提高阶级觉悟,增强工作能力。主要采取集体教育和分散教育、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思想教育和工作锻炼相结合方式。④公社党委(总支)扩大会议的对象除党委(总支)委员外,还有原大队书记、大队长、党员会计和社队企业负责干部。主要环节是:谈身世,叙家史,忆苦思甜;通过启发、教育,查上当、放包袱,交待问题;漫谈体会,分析提高,落实退赔计划。

第二阶段是两个公社分别召开三级干部会议,9月中旬开始,下旬结束。作为整个运动关键的一步,总的要求是:紧紧抓住阶级斗争的纲,进行阶级教育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划清敌我和是非界限;层层进行洗手洗澡,基本解决公社、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中存在的立场观点、阶级路线和“四不清”问题;团结干部、群众,共同对敌,做好工作。会议分三步开:第一步学习“前十条”精神,大讲阶级斗争形势,通过诉苦思甜、回忆对比,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指伤疤、错误和缺点),激发到会人员的阶级感情,提高阶级觉悟。第二步领导干部带头,查上当,放包袱。这是干部思想斗争最尖锐、也是工作最复杂的阶段。首先召开大会由领导带头检查,现身说明“上当受骗”情况,自觉地放深、放透“包袱”。对当场退赔的,亮明政策,鼓舞群众。如迈皋桥公社社队领导当场退赔现金852元、粮票260斤、手表4只、自行车2辆、房屋2幢、其它物品12件,区委书记对当场退赔者宣布免于处分,不戴帽子,不以贪污分子论处,照常工作。当时会场挤满了社员,甚至附近工厂的工人也闻讯而来,场面热烈。其他到会干部也接着主动交待,排队放包袱,放放想想、想想放放,然后干部与贫下中农分头开会,干部继续交待问题,贫下中农背靠背地向干部提意见。个别贪污情节重大、出身成份较好、容易教育的则进行个别谈话。再接着以小组为单位,普遍放包袱,掀起放包袱的高潮。此前,宣布贫下中农一律不要放包袱。放包袱的做法是以放为主,放帮结合。有少数犯有较大的贪污盗窃行为的人,举行第二次典型交待大会进行教育,主动交待、当场退赔。少数仍不肯交待的,就进入“重点帮”阶段,以各种形式反复教育,直到交待为止。这样到10月下旬,干部放包袱阶段基本结束,到会干部共放下大小包袱1234个,有58%的人放得比较彻底。第三步接受教训,落实退赔,总结会议,布置以后工作,问题主要是如何接受教训问题,退赔的认识政策问题等。据迈皋桥公社的初步统计,136个干部中,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93人,有多吃多占行为的96人;干部们自1961年以来贪污盗窃、投机暴利的现金达3万多元,贪污多占的粮食2500多斤,棉布300多尺,砖瓦28万块,饲料13400多斤,木料600多根,还有其它大量零星物资;到1023日,干部退赔现金5700多元,粮食480斤,折价抵偿的实物计自行车12辆、钟表16只、收音机3台、房屋4间、木料25根及其它物资80件;干部中问题不大或基本没问题的43%,有一些问题,但交待较彻底,可继续当干部的41%,问题较大又表现不好,不能当干部的6%

第三阶段在群众中全面开展“四清”运动。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在群众中进行阶级教育,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一方面先以生产队为单位,由参加公社三级会议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干部扼要传达会议的主要情况;然后以大队为单位,召开社员大会,反复地讲解阶级和阶级斗争,依靠谁、团结谁,“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政策等问题,使基层农民“听得清、听得懂、事事有根,句句在理”。另一方面发动群众掀起全面诉苦高潮,并通过诉苦算帐,加强阶级教育。针对社员认为没有讲、不愿讲等情况,社教工作队组织大家按队逐户排身世、排苦情,然后根据排队情况,通过小型座谈会、领导个别谈话、参加公社三级会议的社队干部和积极分子个别发动的形式,向那些有苦不诉的社员进行教育。还试点采用了以1个生产队为单位的小会、以几个生产队联合为单位的中会与家庭会相结合,辅之以展览会、看电影等形象化教育的方式,形成群众性诉苦高潮。然后以此为基础,普遍地进行挖根算帐,以加深阶级教育。其次,彻底揭开当地阶级斗争的“盖子”。先是召开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会议,做到领导心中有数,初步试揭“练兵”,以锻炼积极分子。接着动员各种力量一齐上,造声势,集中火力,把“盖子”揭深揭透。揭发的对象一般限于戴帽子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迈皋桥公社的41个“四类分子”中,揭发出各种破坏活动的材料868件。最后,对各种人进行不同的加工教育(即继续教育、补充教育)。加工教育是普遍教育的补充,一般主要是针对青年、上中农和“四类分子”等三种人进行的。

第四阶段处理各项遗留问题,进行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包括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建立健全各类组织的工作制度,改选队委会,加强党员教育等。在此基础上开展以经营管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掀起农副业生产高潮”。运动在十一月中旬结束,以后的“四清”大体都是按此模式开展的。

19631114日,中共中央发文通知印发和宣传《前十条》和《后十条》,其中《后十条》对具体政策作了十项规定:社教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领导社教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关于贫下中农组织、中农问题、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对“四类分子”的处理、正确对待地主和富农子女问题。此后,市郊农村又扩大试点。196312月初至19643月,市委农工部先后在栖霞区栖霞公社、燕子矶区籐子公社、陵园区百水公社、雨花台区石婆婆庙公社、江东区园通公社、浦口区葛塘公社和山畔公社等7个小公社和仙林农场开展四清运动(与开始的两个试点又合称第一批运动),参加的工作队员共345人,其中除抽调的干部外,还从原准备下放农场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了177人[注四]。

以江东区为主的第二批运动

19643月到19647月)

1964310日至7月底,市委在原小江东区的江东、茶亭、双闸、大胜、东宏、棋杆、永定、沙洲、兴隆、中和、清江等11个小公社和上新河镇开展系统的四清运动(又称第二批运动,实际上市委原定在市郊分批开展运动,这是第一批连片开展的公社)。另外有3个农场和浦口的3个公社也参加了这次运动,参加的工作队员也由开始的400多人逐步增加到615人。由于在第一批运动中,农村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问题的大量暴露,引起很大震动,市郊社教工作队“感到了阶级斗争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反映是严重的”,同时中央和省委又作出注重质量反对赶进度的指示,因此在这次的运动中工作力度明显增强,时间也延长了。例如在第一批运动中,每个干部“四不清” 平均额为78.8元,犯错误的干部约占67%,而第二批运动中江东区11个公社“四不清”平均额为170.7元,犯错误的干部达到了79%,其中永定公社为100%;不过,这次运动将干部超支和挪用金额从贪污盗窃的金额中分列出来,江东区11个公社在这方面查出的金额占到“四不清”总金额的68%,贪污盗窃金额仅占“四不清”总金额15.7%,两项合计占83.7%,而第一批运动中贪污盗窃金额占“四不清”总金额的81%。部分公社还对队委、老队长、老会计等干部作了清查。而且工作队根据“后十条”要求及试点阶段的情况,分别于5月和6月下发了《关于组织对敌斗争的具体意见》、《关于运动的民主总结、检查补课和验收工作的具体意见》,在对敌斗争和总结验收阶段作了更加系统、明确的规定。对敌斗争的做法是对“四类分子”进行全面评审和重点斗争,根据历史和现实表现重新评定“四类分子”,通过大会小会形式让其坦白交待和并组织揭发批判,最后成立监督小组和帮助小组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同时强调要坚持说理斗争,不打不骂不体罚。运动的组织建设和总结阶段,要求进行全面整党(全面进行党员鉴定和支部改选)、普遍建立贫下中农组织、改选队委会,党员和各级组织领导骨干要接受全面政治审查;在民主总结和检查补课基础上制定生产规划,开展创造“五好”生产队为中心的比学赶帮运动。

- 作者: 江上瞽 访问统计: 2005年11月1日, 星期二 17:09 加入博采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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