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并不试图建立某种假说，仅限于陈述既往或正在流行的几种假说，但不包括一些先锋的推测。考古尤其是史前考古是最具传奇特质的事业，总是充满了未知的神秘，今天的材料明天就会有不同的解读，明天的材料又会打破旧日的定见，材料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各领风骚的诸多假说。一篇集数年心血的著作一旦出版就已过时，负责任的作者往往要不惜笔墨声明其中的结论并非定论。在这一行当中，因此也最易见到吓死人不偿命的惊人之语，作为看客的我们切记陷入拥趸某一假说的球迷心态。
19世纪中期达尔文进化论诞生以后，法国人拉马克于1809年提出的人类由猿进化而来的假设立即被英、德等国的早期进化论者继承和发展，很快成为学界主流，并促使各国学者迈出了竞相追寻祖先的步伐。1856年，尼安德特人的发现创造了人类欧洲起源的第一个神话（现在它已被证明不过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灭绝的旁支）。此后，进化论者为了填补从猿到人的巨大缺环，于19世纪末进入了猩猩的乐园——印尼群岛，试图寻找丢失的环节。爪哇猿人就在这时成为第一种被发现的直立人，能直立的猿意味着它具有双手劳动的能力，意味着制造和使用工具，意味着进化进程指向了通往现代人类的方向，这符合正在流行的“劳动创造人”的观点（现在“基因突变使古猿变成具备了劳动能力的人”正在挑战原本根深蒂固的哲学命题）。革命性的发现引起轩然大波，无数的批评指出人的股骨不可能支撑猿的脑壳。到了上世纪20年代，这个中更新世的荒诞怪物又在北京现身，伴随它的还有大量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种终于被世界承认，人类起源的历史被上推了数十万年。同时亚洲起源的诸种假说赢得了一大批的鼓吹者，包括看到了其有利于民族国家价值的政府力量也在推波助澜，后一点为这场学术之争带来很多扭曲是非的干扰，至今深深影响着我们对人类起源问题的关注，尽管这一作法的根源还是在欧洲。很快，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考古学者找到了一大批直立人化石和他们的石器，其中包括最初用古地磁法测定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但接下来的领跑者反而成了看似地位日益牢固的非洲，其中主要的贡献都烙有最著名的考古世家利基家族的印记，这个家族以两代人的成就使得七八十年代以来亚洲神话变得黯然失色。这一变化始于50年代，玛丽·利基发现了被确定为最早的人属成员之一的南方古猿鲍氏种（初称东非人），其后发现的南方古猿若干分支与能人（人属先驱）、匠人（尚有争议）成了从古猿到直立人中间失落的缺环。其中能人生存在250～200万年前，身高已超过1米，能直立行走。晚近的匠人概念，是建立在对非洲早期直立人的研究上，支持者认为它们比亚洲地区的直立人原始之处更原始、进步之处更进步，如颅骨细致、骨壁较薄、牙齿退化，是晚期人类的直接祖先，而他们的亚洲亲戚则最终夭折在进化之路上。相比非洲，中国的证据一直存在许多争议：如一些中西方学者认为元谋人距今仅有100万年或者60万年，90年代用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结果修正为160～110万年，原来的坚定结论已经动摇；八九十年代发现的距今200万年的巫山能人在国内也有不同看法，古人类学者吴新智即倾向于将它归为古猿类而非古人类。从高等灵长类、南方古猿到智人（即现代人，被汤因比形容为自高自大的自称），从野外考古到线粒体学说，无一不在重复着人类不断走出非洲的神话。这个神话获得了巨大声誉，但它一直未能消灭考古界的不同声音。90年代以来，欧洲也加入了与非洲和亚洲相互较量争夺人类摇篮美誉的行列，意大利找到了70万年的直立人化石，格鲁吉亚则有160万年的人类下颌骨化石，特别是在西班牙发现了一批78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兼具匠人、直立人及现代人的种种特征，研究者将其命名为人类先驱种，即便反对者仍视它们为直立人，但镶嵌其中的进步特征却具有不寻常的意义。亚洲也有来自印尼的好消息，莫佐克托直立人经重新测定，年代已有180万年。这一切，使得甚嚣尘上的非洲起源论与多地区起源论处在了激烈争辨之中。
很早便参与了这场赛跑的已故的贾兰坡院士坚信中国的云贵高原仍然深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他预言“根据目前的发现必将在上新世距今400万年前的地层中找到最早的人类遗骸和最早的工具”。这一预言符合分子生物学的结论，即人、猿的分野在400～500万年。但这个地方在哪里？1995年美国人宣布在非洲发现了400多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对此他的评介是：“这个发现岂不是给人类起源于非洲带来新的证据，但这样说还为时尚早，因为在我国西南部地区已发现许多猿类材料未作进一步的研究。那里还等于一片空白，应有人在那里进行大量的发掘与研究。”确实，云南有与人类嫡系祖先相关的森林古猿，还有一度以为是向人类演化的早期代表腊玛古猿或西瓦古猿，尽管学术界已经排除了这些古猿与人类的演化关系，认为南方古猿湖畔种为人类祖先，再早则是大地古猿，其化石均在非洲。问题在于中国的化石材料就象是断裂的拼图，有许多跳跃和空白，因此潜在的希望依然存在。
在这一困境中，有中国的“奥杜韦峡谷”之称的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虽然80多年前已为人所知，并因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及史前文化遗存而驰名世界，但近10年来它如同划过长空的闪电再度光耀于世。东非奥杜韦峡谷以最早发现南方古猿鲍氏种和与之伴存的距今175万年的早更新世石器（其打制技术称为奥杜韦工业）、能人而著名。泥河湾与其相似，是东亚北部早更新世（距今260～78万年）河湖相地层标准剖面和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泥河湾动物群命名地，也是东亚早期人类考察的重点地区，现拥有21个百万年以上的古人类遗址，为全中国的84%，而且旧石器时代遗存从百万年以前至1万年以前层出不穷，从14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也有一处层累有序的遗址（即于家沟，有丰富的细石器）。新世纪之初还在这里确认了有200万年历史的石制品及盛大的古人进餐地，他们的食物包括刚刚被确认为全球最早的猛玛象。根据东非的经验，这一年代石制品的拥有者应该属于能人，鉴于这些石制品进步的工艺及多样性，专家们相信更深的地层中还将发现更古老的石制品。在早更新世时期泥河湾是一处9000平方公里的巨湖，直到几万年前方才完全干涸，伴随着河流的侵蚀与山脉的隆起，这里逐渐演变成绵延起伏的丘陵或大小各异的台地。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古人类的伊甸园，让他们在数百万年里一直生息繁衍，这是一扇罕见的时空之门，记录了人类不断进化的艰辛历程。泥河湾距离北京不过100多公里，周口店北京人的文化面貌与其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许本就有血缘关系，距今超过10万年的泥河湾盆地许家窑遗址即明显传承北京人文化。如果跳出泥河湾我们还能获得更大的视野，山西西南部的西侯度旧石器文化已有180万年历史，其西南不远处有距今10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而相似的大三棱尖状器将两地的文化联系到了一起，从大环境看黄河流域在一二百万年前的人类踪迹给人以无尽的想象。泥河湾眼下对坚持本土起源的中国学者而言最要紧的还是找到早期人属化石，这是最直观可靠的证据，而且可以填补中国缺乏的能够撼动非洲优势的南方古猿和能人的化石空白。
新的突破还来自于对高等灵长类起源的认识。现代人在生物学分类中的位置是：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狭鼻猴次目——人猿超科——人科——人属——人种，这实际上是一条末端为人的漫长进化树。按照中科院徐钦琦教授的观点，哺乳动物的出现是在恐龙时代的中、后期，属第三次生物大爆发（前两次是产生鱼类的寒武纪大爆发和产生两栖类的泥盆纪大爆发），而灵长目的出现则被算作古近大爆发（生物大爆发理论是与达尔文进化论相悖的新理论，神迹般的生物创新击中了达尔文学说的死穴，这一理论随着近年来中国境内古生物化石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而取得突破性进展）。灵长目始祖娇齿兽化石最早发现于安徽潜山，类人猿亚目即高等灵长类的祖先中华曙猿最早发现于苏南的溧阳（相比略晚的山西垣曲世纪曙猿和曙猿科的缅甸邦塘巴黑尼亚猿更奠定中华曙猿的始祖地位），苏北双沟发现的双沟醉猿（长臂猿祖先）、江淮宽齿猿、人猿超科未定种属于和人类同属人猿超科的古猿，只是进化方向与人类分道扬镳走向了猿类。另外，1998年在安徽繁昌发现的250万至220万年古人类活动遗址（寻找早于元谋人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迹在1997年列入国家攀登计划，繁昌遗址是这个计划的结果之一，但是争议很大），更早发现的50万至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直立人、南京直立人和20万年左右的巢县人（可能为早期智人），以及南京、镇江一带广布的35万至16万年前的石制品，双沟下草湾（4万年）、溧水神仙洞（1万年）等处的晚期直立人化石，均表明苏皖地区已成为中国境内另一处人类发祥地的可能地点，且与云南并列为中新世古猿类的两个进化中心（大致均在北纬三十度线附近，此线经过的南亚北部和阿拉伯地区也有始新世、渐新世时的许多灵长类骨骼化石，是研究高等灵长类动物起源和发展的热点地区，由于此时的青藏和云贵高原尚未成形，并无重大障碍可以限制这条线上的东西物种交流），而研究这些人猿的共祖或近亲对探讨人类起源有重要意义。
除了上述从古猿到直立人的起源、演化问题外，还有竞赛中的现代人起源问题。当然在逐步建立了最完整的人类进化早期阶段的谱系以及确认了最古老的智人化石（19.5万年）之后，非洲（尤其是东非）的优势无疑是相当明显的。人科中惟一生存至今的物种就是晚期智人，其他人属甚至人科成员都已灭绝，而填补真空霸占了全球的现代人类都源于一二十万年前的东非早期智人，这一分子生物学家提出的现代人非洲起源的夏娃说和亚当说更是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智人走出非洲之后，随着生活环境的差异，于数万年前演化出现代黑、白、黄、棕四色人种（或不含棕种），而标志汉族（权且借用这个民族学的概念）人诞生的特有的基因突变（M117）不过只有五六千年。
中国专家针对国内出土的各时期古人类化石都有铲形门齿、长方形眼眶、脸较为扁平等共同特征，并结合一些化石具有的非洲或欧洲特征，提出了直立人至现代人在中国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观点。这个观点有一处重要的薄弱环节，就是关系现代人起源的智人化石材料的缺陷（学术界一般认为20万至10万年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类真正形成的时期），主要是缺少晚期智人较早阶段的化石（距今10万至4万年），而直立人、早期智人及他们的过渡期在中国均有较完整的系列化石材料，这一空白期的出现有人认为与东亚冰期的严酷环境使中国土著难以生存相关，从西方来的智人因此占据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大陆。这一假说得到了分子生物学的支持，最近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IBM还一起启动了历时5年的绘制现代人类迁移图的研究，上海的复旦大学负责中国DNA样本的分析测试。但是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相对间接，本身也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例如取自血清和取自胚胎的样本分析结果就会不一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专家对澳洲最早的6万年前蒙戈湖智人化石作了DNA分析后，认为澳大利亚早期现代人独立于源自非洲的早期现代人。因此，许多学科和许多地区都对此有不同看法，专家们认为最直接的证据还是化石。2004年，湖北郧西黄龙洞出土了3枚晚期智人牙齿化石，通过铀系法测得年代为9.4万年，这是填补空白期的发现，对非洲人10万年前出走亚欧的假说是一个反证，这样的反证近年还有一些，但也不都是无懈可击，急功近利、先入为主等因素并非学术界所能免疫，特别是背负了政治和情感包袱的中国人。起源研究需要依赖跨学科的合作，不能依靠单一证据来下结论，需要多学科证据的综合，并解决证据间的矛盾，例如中国境内出土的石器表明其打制技术一脉相承，非洲起源说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所以，人类包括现代人起源的主流观点尽管还是非洲说，但实际情形可能很复杂，古人的交流、交往程度也远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也非简单的融合抑或排斥。
尽管考古学在许多地方被用作政治工具，但如同《剑桥插图考古史》所言，未来50年考古学依然会如此，如果它体现出促进种族和谐的潜力，那就真正的是服务于全人类。对于学术圈外的普通中国人而言，正是基于地域之上的情感，才使得我们如此究心于人类起源问题，并且往往对竞赛风头的关注要超越对探寻真相的关注。分子生物学泼来的冷水或许能让我们更加理智、客观地看待祖先已逝的足迹，而非假科学之名满足情感的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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